城楼上的权力游戏

01

1949年1月31日，北平。

这是一个没有太阳的冬日，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在九重宫阙的琉璃瓦上，让这座古老的都城显得格外肃穆。呼啸的北风卷着碎雪，抽打在每一个行人的脸上，像刀子一样。

天安门城楼下，几个穿着破旧棉袄的工人，正顶着风，吃力地将一副巨大的画像从城楼上往下放。画像上的人，穿着笔挺的军装，面容清癯，眼神里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虑。正是蒋介石。

这幅画像是几个月前才刚刚换上的，崭新如初。油彩在阴沉的天色下，依旧能看出鲜亮的质感。然而，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，却已经像这灰败的冬日一样，即将走到尽头。

城楼下，负责监督的，是即将接管防务的解放军干部。他叫王海，一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年轻军人，脸膛被风吹得紫红，但眼神明亮。他看着那副巨大的画像在绳索的牵引下，一点点下降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几个月前，他还只是在报纸上、在通缉令上见过这张脸。而现在，这张脸的主人，已经兵败如山倒，连同他的画像，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尘埃里。

「慢点，慢点！别给碰坏了！」一个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像个旧时代知识分子的中年男人在一旁焦急地喊着。他是国民党北平工务局的留用人员，姓刘。不久前，正是他亲手操办，将这幅新的蒋介石画像挂了上去。世事变化之快，让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荒谬感。

画像终于落了地，被工人们七手八脚地抬到一辆卡车上。它将被运往何处，无人知晓，也无人关心。

王海的目光从空荡荡的城楼中央收回，转向了广场。广场上空旷无人，只有寒风在打着旋。他仿佛能听到从历史深处传来的沉重回响。这座城楼，就像一个沉默的舞台，在过去短短几十年里，见证了太多龙争虎斗，太多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
而悬挂在中央的那一席之地，更是成了权力更迭最直观、最冷酷的象征。

刘姓知识分子搓着冻得通红的手，凑到王海身边，低声说道：「长官，这上面……接下来，挂谁的？」

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与好奇。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，更是对一个新时代的探问。

王海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的视线越过广场，望向了遥远的南方。他知道，一个真正的答案，正在来的路上。而在此之前，这座城楼还见证过其他人的面孔，那些面孔背后的故事，早已被风雪掩埋。

第一个将自己的脸庞悬挂于此，试图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人，是一个满身争议的人物。他开启了一个时代，也终结了一个时代，他的出现，让这座古城第一次感受到了现代个人权力崇拜的冰冷与脆弱。

那个人的名字，叫袁世凯。

02

故事要回到更为遥远的1912年。

那一年，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，在一片风雨飘摇中轰然倒塌。隆裕太后抱着年幼的宣统皇帝，在养心殿里签署了退位诏书。消息传出，整个北京城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寂静。

没有人欢呼，也没有人悲伤。街上的行人依旧匆匆，店铺照常开张，仿佛几百年的皇权更迭，只是换了一块招牌而已。

然而，在这份平静之下，一股巨大的潜流正在涌动。权力的真空，吸引了无数的野心家。而其中最强大的，无疑是手握北洋六镇兵权的袁世凯。

袁世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。他精明、干练，是晚清少有的懂现代军事和政治的汉臣。他一手操办了清帝的“和平”退位，避免了国家陷入更大规模的内战，从这一点上，他是有功的。但同时，他的骨子里，却依旧流淌着旧式官僚和军阀的血液。他不懂共和，也不信共和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的“民国”，不过是他通往权力顶峰的一块垫脚石。

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，袁世凯做的第一件震惊世人的事情，就是将自己的巨幅画像，挂上了天安门城楼。

那是一个春日的午后，阳光和煦。当巨大的袁世凯画像被工人们用滑轮缓缓吊起，固定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时，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了脚步。

画像上的袁世凯，穿着大总统的礼服，留着标志性的短髭，眼神锐利，嘴角紧抿，不怒自威。他的面孔取代了过去皇权的象征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、直白的方式，向天下宣告着新主人的到来。

人群中议论纷纷。

「这……这是袁大总统？」

「可不是么。这天安门，以前是挂皇上圣谕的地方，现在挂个人像，成何体统？」一个留着辫子的前清遗老摇头晃脑，满脸不屑。

「你懂什么！」旁边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反驳道，「这叫共和！是新气象！大总统是民选的，代表国家，挂他的像，理所当然！」

然而，更多的老百姓只是沉默地看着。他们不懂什么叫共和，也不懂什么叫体统。他们只知道，城楼上换了张脸，日子，还得照样过。

袁世凯自己，对这幅画像极为满意。他常常会乘坐汽车，从东交民巷的总统府，特意绕道天安门。每当看到自己的画像高高在上，俯瞰着芸芸众生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便会油然而生。他觉得，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。

然而，画像所带来的虚荣，并不能填补权力的欲望。袁世凯很快发现，《临时约法》像一个笼子，将他这个“总统”牢牢困住。他想要的，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力。

于是，在他的默许和纵容下，一场“劝进”的闹剧开始上演。他的儿子袁克定伪造《顺天时报》，天天刊登“拥护帝制”的文章。他的心腹们则组织了各种“请愿团”，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，声泪俱下地请求袁大总统“顺应民意”，登基称帝。

在一片虚假的喧嚣中，袁世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。1915年12月12日，他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，定年号为“洪宪”。

称帝的消息一传出，天安门城楼上那副已经悬挂了近四年的总统画像，被悄然取下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块写着“中华帝国”国号的牌匾。

袁世凯以为，自己终于得偿所愿，可以像古代帝王一样，君临天下。但他严重低估了“共和”二字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洗礼后，已经在中国人心中扎下的根。

蔡锷、唐继尧在云南通电讨袁，护国战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半个中国。曾经拥护他的部下，也纷纷倒戈。帝国主义列强们，更是冷眼旁观，收回了之前的支持。

内外交困之下，袁世凯的皇帝梦，只做了短短的83天，就宣告破产。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，恢复中华民国的称号。

天安门城楼上那块刺眼的“中华帝国”牌匾，又被灰溜溜地摘了下来。但这一次，袁世凯的画像，再也没有被挂回去。

几个月后，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，因尿毒症不治身亡。据说，他临终前，口中反复念叨着一句话：“他害了我……”

这个“他”，有人说是他的儿子袁克定，也有人说是那些劝进的小人。但或许，真正害了他的，是他自己那无尽的权力欲望。

袁世凯死了，北洋军阀分崩离析。中国陷入了更深的混乱。天安门城楼中央那个空了许久的位置，似乎在等待着一位真正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人物。

很快，他来了。

03

这个人就是孙中山。

与袁世凯不同，孙中山先生的一生，都在为“共和”与“三民主义”而奔走呼号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，为了建立一个独立、民主、富强的中国，奉献了自己的一切。

然而，天意弄人。

1925年，这位革命的先行者，在北京溘然长逝，终其一生，也未能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。

他的逝世，让无数国人为之悲痛。但他的精神，却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前行。

1926年，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。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，给予了北洋军阀沉重的打击。然而，就在革命即将成功之际，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。

1927年4月12日，手握军权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，公开背叛革命，将屠刀挥向了昔日的盟友——共产党人。随后，武汉的汪精卫也宣布“分共”，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。

北伐一度中断。在经历了短暂的下野和一系列政治博弈后，蒋介石重新上台，联合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，发动了第二次北伐。

这一次，北伐军的目标直指北洋政府的最后堡垒——北京。

盘踞北京的，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。面对咄咄逼人的北伐军，张作霖自知无力抵抗，被迫宣布退出北京，撤回关外。

1928年6月，北伐军开进北京。这座古都，再一次迎来了新的主人。

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，也为了向世界宣告国民党政府的“正统”地位，北伐军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，庄严地挂上了天安门城楼。

画像上的孙中山先生，身穿中山装，面容清瘦，目光深邃而坚定，仿佛在审视着这个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国家。

与袁世凯挂像时引起的争议不同，这一次，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。孙中山先生的功绩和威望，足以让所有中国人为之敬仰。

在画像的两侧，还悬挂着两条巨大的标语，上面写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嘱：

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。」

这十二个大字，与孙中山先生的画像一起，构成了一幅极具象征意义的图景。它既是对过去的总结，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

然而，这幅画像和标语，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时间并不长。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，北京改名为北平，其政治中心的地位逐渐被削弱。孙中山先生的画像，也被取了下来，送往香山碧云寺的总理纪念堂供奉。

此后的许多年里，天安门城楼上都再也没有挂过任何人的画像。它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默，静静地注视着这座城市，以及这个国家所经历的苦难与动荡。

直到1937年，卢沟桥的炮声，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。

日军的铁蹄踏进了北平城。天安门城楼虽然没有被毁，但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羞辱。城楼上，被挂上了“建设东亚新秩序”的巨幅标语。这句充满谎言与野心的口号，像一道伤疤，刻在了古都的额头上，长达八年之久。

八年，是一段漫长而黑暗的岁月。无数的抗争，无数的牺牲，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消息传来，整个北平城沸腾了。人们涌上街头，欢呼雀跃，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。

日军的标语被愤怒的民众撕得粉碎。不久之后，一个新的面孔，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。

这个人，就是时任国民政府主席、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。

04

1945年的蒋介石，正处于他一生中声望的最高点。

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领袖，他被无数国人视为民族英雄。他的画像，被挂上天安门城楼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那一年的冬天，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，以胜利者的姿态，飞抵北平视察。

当他的专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时，蒋介石摇下车窗，望向了城楼。阳光下，他自己的画像显得格外醒目。画像上的他，目光炯炯，嘴角微翘，带着一丝胜利者的微笑。城墙上，还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四个大字：“天下为公”。

此情此景，让蒋介石不禁感慨万千。他想起了二十年前，自己还只是黄埔军校的一个校长。如今，他已经成为了这个四亿人口大国的最高领袖。

在紫禁城前的广场上，他向欢迎他的各界人士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。

「过去形同一盘散沙，招致敌人之侵略。今后要完成建国大业，则我全国同胞必须集中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，相亲相爱，团结一致，互助合作，奋斗到底！」

演讲结束时，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无数人高喊着“蒋主席万岁”，试图冲破警卫的封锁，只为能更近地看一眼这位“领袖”的风采。

那几天的北平之行，蒋介石意气风发。他在北平行辕大宴宾客，接见各党派人士和军方代表。他承诺要严惩接收过程中的腐败官员，要让遭受了八年苦难的北平人民过上好日子。

然而，胜利的喜悦，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所冲淡。

抗战期间被暂时掩盖的国共矛盾，迅速激化。和平的希望转瞬即逝，内战的阴云，重新笼罩在中国上空。

时间快进到1948年。

仅仅过了三年，中国的局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，经济上，金圆券改革失败，导致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曾经拥护他的人民，如今怨声载道。

这一年10月底，为了挽救东北战场岌岌可危的败局，蒋介石再一次飞抵北平，亲自坐镇指挥。

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傅作义，全程陪同。

当车队再一次经过天安门时，蒋介石下意识地抬头望去。城楼上，依旧悬挂着他的画像。这是北平工务局刚刚更换的新版本，画得比三年前更加精致。

但画像上那个威严的领袖，与车内这个眉头紧锁、忧心忡忡的男人，已经判若两人。

傅作义敏锐地察觉到了蒋介石的情绪变化，他试图说些宽慰的话：「总统，东北的战事虽然不顺，但锦州尚在我手，只要我们坚守住，共军就无法入关，局势尚有可为。」

蒋介石没有说话，只是疲惫地摆了摆手。他心里清楚，东北的败局已定，几十万国军精锐，即将灰飞烟灭。他来北平，与其说是指挥，不如说是来做最后的挣扎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蒋介石都待在行辕里，不停地通过电话和电报，遥控指挥辽沈战役。然而，传来的消息，一个比一个坏。

就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刻，一封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，送到了他的案头。

电报是宋美龄发来的。内容，却与万分紧急的军国大事，没有丝毫关系。

宋美龄在电报里说，蒋经国在上海的“打虎”行动，查封了她最疼爱的外甥孔令侃的扬子公司。蒋经国态度强硬，连她的面子都不给，要求蒋介石立刻、马上飞回上海，亲自处理这件“家事”。

孔令侃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，是四大家族腐败的典型代表。他仗着自己是宋美龄外甥的特殊身份，在上海大发国难财，囤积居奇，是上海市民最痛恨的“老虎”之一。

蒋经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，为了赢得民心，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开刀，将其逮捕入狱。杜月笙岂是等闲之辈，他表面上服软，暗地里却将了蒋经国一军。他对蒋经国说：「犬子违法，理应惩办。但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，比犬子多得多，上海无人不知。要服众，就得一视同仁。」

蒋经国被逼到了墙角，为了维护“打虎”行动的公正性，只能硬着头皮，派人查封了表弟孔令侃的公司仓库。

这一下，捅了马蜂窝。宋美龄视孔令侃如己出，得知消息后，立刻飞到上海，想让蒋经国“高抬贵手”。没想到，一向孝顺的蒋经国，这次却铁了心，说什么也不同意。

无奈之下，宋美龄只能向蒋介石求援。

看着手中的电报，蒋介石陷入了巨大的挣扎。

一边，是即将全线崩溃的东北战场，几十万将士的性命，以及整个国家的命运。另一边，是夫人急切的请求，和那个被宠坏了的外甥。

这是一个荒谬绝伦的选择题。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，一个正常的领袖，都不会有片刻的犹豫。

然而，蒋介石的反应，却让身边所有的幕僚，包括傅作义在内，都感到了刺骨的寒意。

他拿着电报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脸色阴晴不定。最终，他停下脚步，对身边的侍从官下达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命令。

「备机，飞上海。」

傅作义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他上前一步，急切地劝道：「总统！东北战事正在紧要关头，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？」

蒋介石的脸上闪过一丝烦躁。他没有解释，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。

「上海的事情，更重要。」

这句话，像一盆冰水，从头到脚浇在了傅作义的心上。他愣在原地，看着蒋介石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指挥部。那一刻，傅作义心中最后一点关于党国的信念，彻底崩塌了。

他明白了，这个政权，已经从根上烂掉了。一个宁愿放弃几十万大军的生死，也要回去处理家族私事的领袖，是不可能打赢一场战争的。

蒋介石的飞机，从北平的冬日上空呼啸而过，飞向了那个充满金钱与阴谋的上海。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北平。

他或许没有想到，他的这个决定，不仅彻底葬送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，也让傅作义下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。

几个月后，北平和平解放。

当解放军的干部站在天安门城楼下，指挥工人摘下那幅崭新的蒋介石画像时，历史完成了一个残酷的闭环。

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胜利者，最终成了一个仓皇离去的过客。而他留下的，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，和一个即将被彻底埋葬的时代。

05

新旧时代的交替，总是伴随着仪式感的。

1949年2月12日，农历正月十五，传统的元宵佳节。这一天，北平市政府和北平军管会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“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”。

二十多万北平市民，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。他们中有工人、学生、商人，也有前清的遗老、旧政府的职员。每个人的脸上，都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，有喜悦，有好奇，也有一丝对未来的迷茫。

当人们抬起头，看向天安门城楼时，都发出了一声惊叹。

城楼的正中央，悬挂着一幅毛泽东的画像。画像上的毛泽东，面带微笑，眼神温和而睿智，仿佛在注视着广场上的人群。

这是毛泽东的画像，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。

但更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，在毛泽东画像的两侧，还并排悬挂着另外几幅略小一些的画像。

人们仔细辨认着，那是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——中共中央五大书记。

除了五大书记，还有三位军人的画像：平津战役的总指挥林彪，新任的北平市长叶剑英，以及平津卫戍区司令聂荣臻。

一共九幅画像，整齐地排列在天安门城楼上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景象，它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：这是一个集体领导的时代。

这种集体亮相的方式，与袁世凯和蒋介石的个人画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让老百姓感到既新奇又安心。

庆祝大会盛大而热烈。当毛泽東、朱德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，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致意时，整个广场沸腾了。欢呼声、口号声，响彻云霄，经久不息。

然而，这种多位领袖画像并挂的局面，并没有持续太久。

时间来到1949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十二周年纪念日。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再次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。

这一次，城楼上的画像发生了变化。五大书记和三位将军的画像都不见了，只留下了两幅——毛泽东和朱德。

两幅画像的尺寸相同，并列悬挂在城楼中央。在两幅画像之间，还悬挂着一颗巨大的红色五角星。

“毛朱”，这个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被人们并称的名字，以这种方式，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。它象征着党指挥枪，也象征着这两位领导人在党和军队中的核心地位。

变化，还在继续。

随着开国大典的日期日益临近，天安门城楼的修缮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。关于开国大典时，城楼上到底应该挂谁的画像，中央进行了专门的研究。

最终，一个决定被确定下来：只悬挂毛泽东一人的画像。

这个决定，是基于多方面考虑的。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，他的地位和威望，在全党、全军、全国人民心中，是独一无二的。在开国大典这样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，悬挂他一人的画像，最能够代表这个新生的国家。

任务，交给了著名画家周令钊。

为了保证画像的质量和尺寸，有关部门在天安门东侧的阙门下，搭建了一个巨大的临时画架。周令钊就在这个露天的“画室”里，开始了连续十几天不眠不休的创作。

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画像高6米，宽4.6米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领袖画像。周令钊每天都要爬上高高的脚手架，对着一张小照片，一笔一笔地精心绘制。

终于，在开国大典前夕，这幅凝聚了无数心血的毛泽东巨幅画像，完成了。

1949年10月1日，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”的时候，他身后，正是这幅巨大的画像。

从此，毛泽东的画像，成为了天安门城楼上唯一的角色，延续至今。

它见证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与辉煌。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幅画像，而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，一个时代的符号。

然而，在这段看似“唯一”的历史中，却出现过一个极其特殊，也是唯一的例外。

有一个外国人的画像，曾经短暂地取代了毛泽东，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。

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，是绝无仅有的一次。

06

这个唯一的外国人，就是约瑟夫·维萨里奥诺维奇·斯大林。

1953年3月5日，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莫斯科去世。

消息传到中国，举国震动。

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，中国和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。斯大林被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“老大哥”。他的去世，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，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

中共中央迅速做出了决定，以最高规格，悼念斯大林的逝世。

3月9日，在北京，为斯大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。

就在追悼会当天，一个史无前例的场景，出现在了天安门。

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主席画像，被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取了下来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幅同样巨大的斯大林半身像。

画像上的斯大林，穿着元帅服，留着标志性的大胡子，表情严肃。画像的四周，环绕着黑纱和翠绿的松枝，显得庄严肃穆。在画像的正上方，还悬挂着一条横幅，上面写着：「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」。

这是天安门城楼上，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，悬挂外国领导人的画像。

追悼大会开始时，天安门广场上下半旗致哀。所有在场的人，都低头默哀五分钟。与此同时，全中国的工厂、矿山、火车、轮船，都鸣响汽笛三分钟，以示哀悼。

周恩来总理更是亲率代表团，飞赴莫斯科，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。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这一系列的举动，都体现了中苏两国之间“牢不可破”的兄弟情谊。斯大林的画像，在天安-门城楼上悬挂了数日，直到悼念活动结束，才被取下，重新换上了毛泽东的画像。

这段历史插曲，虽然短暂，却意味深长。它如同一面镜子，折射出了建国初期，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政策。

斯大林之后，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，便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面孔。

不过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毛泽东的画像也并非常年悬挂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只有在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和“十一”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期间，才会将主席画像挂上。节庆过后，便会取下保管。

这种做法，一直持续到1966年8月。

从那以后，中央决定，毛主席的画像将常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，除了每年国庆前需要更换一幅新的画像外，不再取下。

这个规定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改革开放后，关于天安门广场的画像问题，中央又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整。

1980年，中央规定，天安门广场只保留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。在“五一”和“十一”等重大节日，也只在广场上竖立孙中山先生的画像，不再竖立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的画像。

这一规定，体现了思想的解放和政治上的成熟。

至此，天安门城楼画像的百年风云，终于尘埃落定。从袁世凯到孙中山，从蒋介石到毛泽东，再到那个唯一的特例斯大林。一张张面孔的更迭，如同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史。

它们见证了帝制的终结，共和的蹒跚；见证了外敌的入侵，胜利的喜悦；见证了旧政权的覆灭，新中国的诞生。

如今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。他们抬头仰望着城楼上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，拍照留念。

画像上的毛泽东，依旧面带微笑，眼神温和而深邃。他的目光，穿透了历史的烟云，注视着这个他亲手缔造的国家，以及这个国家里，正在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每一个人。

这幅画像，已经与这座古老的城楼，与这个伟大的国家，融为了一体。它所承载的，早已超出了一个人的形象，而是一种历史的记忆，一种民族的精神，和一种对未来的永恒期许。

【参考资料来源】

《中国近代史》《袁世凯传》《蒋介石日记》《毛泽东传》相关党史文献及回忆录资料